父亲死第二次的那个夜晚,灵堂的烛火竟比生前更亮，我站在送葬队伍之首，捧着同一只骨灰盒——它比记忆里沉了三分，大约是吸纳了生者额外的泪水，棺木入土时，我忽然听见泥土下传来指甲抓挠木板的声响，凄厉得使送殡的白菊瞬间蜷缩成拳头，我惊醒，冷汗浸透的睡衣紧贴脊背，窗外仍是那片不肯变亮的墨色天空。
这绝非独属于我的荒诞剧本,在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幽暗舞台上，死亡从来不甘于一次性的简陋演出，它要返场，要加戏，要在生者的颅骨内剧场强行安插续集，那些理应安息的亡魂，偏要踉跄爬回我们梦中，把悲剧重演，把丧钟再敲，把未流的血在我们眼皮底下再淌一遍，这哪里是梦，分明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性谋杀——谋杀了我们对“终结”的幼稚幻想。
原始部落的萨满早看透了生死间的薄幕,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将祖先颅骨供奉于屋梁，并非出于瘆人的趣味，而是深信死亡需经三次腐化——肉体之死、社会关系之死、记忆之死——方得圆满，非洲多贡族则为逝者举行“达玛”祭礼，意在将彷徨人间的游魂强行推往来世，防止其因眷恋而频频返场搅扰生者，可见古人深知，死亡从非一锤子买卖，而是层层蜕皮的漫长仪式；今人自以为是的“科学死亡观”，在梦的原始暴政前不堪一击。
我们被囚禁于线性时间观的牢笼,总一厢情愿地认定死亡是刻度分明的终点站，但亡灵偏要踏碎这幼稚的时空秩序，他们在梦的混沌领域中肆意穿梭，把生与死的标签搅成一锅粥，那梦中再死的亲人，表面是恐惧的投射，实则是生者与亡灵合谋的哑剧——我们借这场自导自演的二次丧礼，试图完成第一次未能兑现的告别，或是偿还拖欠的泪水与忏悔，这无异于一种时间的巫术，我们在清醒世界被剥夺的补救权，终于在梦境里篡位成功。
现代社会将死亡消毒、隔离、包装成一次性事件，我们被迫压抑悲恸，强作镇定，但未被超度的哀伤岂会乖乖就范？它们潜伏在心理暗舱，最终在梦中炸裂成一场更诡谲、更暴烈的死亡仪式，那口梦中棺椁，既是 Freud 所言“被压抑者的回归”，更是 Marc Augé 所指“非场所”中的身份焦灼——我们在现实丧礼中来不及定位的悲伤，只能在梦的超现实空间里仓皇彩排。
我逐渐疑心,梦中再死的或许从来不是那位亲人，丧乐哀切，幡幢摇动，躺在灵柩里的分明是昔日与死者相伴的某个自我，我们借亡灵之躯，为旧我送葬；借虚幻的哭声，悼念实际逝去的年华，这是生者阶段性的自我清理，如同蛇定期蜕皮，蝉果断弃壳。
直至某个午夜,父亲第三次踏入我梦境，没有丧服，没有棺木，他只倚门轻笑，衣角沾着蒲公英，我顿时了悟前两次葬礼的隐喻：第一次埋葬的是他的呼吸，第二次埋葬的是我的执念，而此刻，他不过是顺道探访，如风路过树林，不索取一滴眼泪。
人类文明建构的死亡叙事何其脆弱,夜复一夜被梦的潮汐轻易冲垮，唯有承认亡灵有权在我们的精神领土反复生灭，有权要求一场又一场缥缈的丧典，我们方能在虚与实的裂隙间，与那些永不真正逝去的魂灵达成微妙和解，每个梦见逝者再死的人，不过是在内心剧场默默补办一场迟来的仪式，好让生与死这两大敌对阵营，在暗夜中短暂地、象征性地签署停火协议。
